大渡口资讯网
国际新闻
当前位置: 首页 >> 国际新闻 >> 正文

今明两年:增长稳中趋缓、结构优化升级


文章作者:www.vivapinoy.com 发布时间:2020-01-19 点击:827



●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全球经济同步复苏将继续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复苏增长。供给方面结构改革的稳步推进和国内消费需求的稳步增长将不断巩固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研究小组提出,有效降低非金融企业特别是非金融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是优化整体宏观杠杆率的核心,也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关键。为了降低非金融国有企业的高杠杆率,有必要为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

●目前潜伏在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本质上是发展阶段变化后逐渐积累和显现的风险,各级政府部门没有及时转变发展思路,调整结构,体制改革滞后。要防范和化解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必须从源头入手,标本兼治。根本策略在于转变发展思路,调整结构,全面深化体制改革。

□厦门大学“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研究小组

10月27日,厦门大学、新华社经济参考和牛津大学在英国牛津联合举办“2017中国宏观经济峰会和“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秋季预测大会”,发布“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2017年秋季预测更新报告。同时,由《经济参考报》和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联合组织的“2017年秋季100位经济学家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的问卷调查”结果公布。

将持续巩固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报告称,从2017年下半年到2018年,全球经济的同步复苏将继续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恢复性增长,供给方面结构改革的稳步推进和国内消费需求的稳步增长将持续巩固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然而,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高额债务、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和整改以及房地产市场的控制将继续抑制投资的快速增长。

在货币政策今明两年保持“紧张基调”的前提下,厦门大学“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的预测显示,中国经济今明两年将继续保持“稳增长放缓、结构优化升级”的趋势。

1。2017年,中国经济将略有增长,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增长6.80%,比2016年增长0.10个百分点。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回落至6.65%。这表明,中国经济今明两年仍处于“稳定但放缓”的增长区间,出现以增长大幅反弹为特征的所谓“新经济周期”的可能性极低。

2。今年和明年的通货膨胀水平将会上升,但仍在适度和可控的范围内。消费物价指数在2017年将上升1.72%,比2016年下降0.29个百分点。随着工业品价格上涨的传导效应继续显现,预计2018年消费物价指数将升至2.84%,可能接近3%的通胀警戒线。2017年生产者价格指数增长可能达到6.24%,比2016年上升7.59个百分点。2018年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增幅将回落至5.28%。

3。尽管私人投资的增长率正在逐步回升,但“稳定和放缓”投资增长率的趋势仍将继续。按现价计算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农民)将在2017年增长8.55%,比2016年增长0.21个百分点。2018年略有下降,至8.45%。从投资资金来源看,2017年国内贷款投资增速为8.54%,比2016年略有下降1.45个百分点。企业自筹投资增长率可能为-0.41%,这是全年抑制投资增长的主要原因。受金融监管力度加大的影响,其他资金来源的投资增长预计将大幅降至12.86%,比2016年下降17.80个百分点。

4。城乡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分为

5.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是稳定的。美国、欧元区、日本和新兴国家等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同步推进,这将继续推动中国出口的增长。2017年出口总额(当前美元价值)预计将增长7.90%,比2016年大幅增长14.37个百分点。进口总额(现值美元)增长16.18%,比2016年大幅增长21.79个百分点。2017年中国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将升至1.31%,比2016年上升0.28个百分点。201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可能增至3.19万亿美元。

建立现代财税制度,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

自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多年的扩张性政策,抵御国际金融危机。这导致中国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整体快速上升。其中,非金融企业的高杠杆率是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上升的罪魁祸首。横向比较而言,中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不仅处于绝对水平,而且增速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然而,在我国的非金融企业中,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最高,这是非金融企业财务风险的主要来源。目前,流动性过剩引发的金融投机在不同的市场、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部门传导,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经济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2017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关键是要找到财务风险的来源,对症下药,从根本上消除。

非金融类国有企业杠杆率高的主要原因如下:第一,为稳定增长注入的巨额经济流动性和面向国有企业的信贷政策为非金融类国有企业的高负债提供了有利的货币条件。二是由于直接融资市场不发达,我国融资结构以债务融资为主,银行在间接融资中所占比例相对较高,直接提高了非金融企业尤其是非金融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第三,影子银行的发展也促进了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快速提高。在隐性政府担保一直存在的情况下,宽松货币政策释放的资金通过影子银行系统有力支撑了房地产企业、地方融资平台和“两高一左”国有僵尸企业的资本需求,从而全面提升了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最重要的是,国有企业长期的软预算约束增加了企业主动举债的动力。此外,刚性支付和过高的破产清算成本等问题导致中国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明显高于同类企业,甚至出现了大型破产房地产企业。

此外,在政府主导的经济体系下,经济增长是各级地方政府多年来追求的第一个政策目标。由于地方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各级国有企业甚至中央企业实际上都是各级政府手中的工具。地方各级政府可以看到国有企业高负债率和国民经济各个领域投机活动的背后。地方各级政府不仅可以向上级政府申请拨款,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向银行借款,还可以通过各种政府融资平台借款,如通过土地拍卖等方式获得土地融资收入。要求国有企业筹集资金实现投资计划,利用国有企业甚至非国有企业的资金通过公私合营等方式进行建设。事实上,各级地方政府都没有一个硬预算约束机制来导致破产。因此,各级地方政府不仅有能力筹集超出预算的资金

仿真结果表明,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条件下,单纯依靠降低M2增长率和撤资无法有效化解金融风险。第一,在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下,各级政府始终有很强的“稳定增长”动力,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容易提高,难以降低。即使M2增长率下降3个百分点,模拟期末国有企业的杠杆率也比实际基准值高出0.25个百分点。其次,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实质上赋予了它们在资金短缺时抢占资金的能力,从而将大部分信贷紧缩压力转移给了非国有企业,避免了“去杠杆化”的“真正打击”。这不仅会极大地影响私人投资的增长率,导致“国进民退”,还会导致社会投资整体效率下降,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增强地方政府通过国有企业增加投资和杠杆“稳增长”的动力。

模拟结果显示,为了应对当前中国经济中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不仅要逐一消除不同市场、不同领域、不同部门形成的不同风险表现形式(如地方各级政府的债务危机、非金融类国有企业的高杠杆率、金融部门的高杠杆率、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网络金融、影子银行、表外业务等的投机混乱)。),而且通过深化体制改革,从制度上消除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总体根源。这就是:建立与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货币供给量,防止过度发行货币,严格控制流通中的流动性。为此,必须尽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形成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的“硬预算约束”机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财政收入一直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率,财政支出的增长明显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这表明,在单一行政体制下,中国地方政府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预算主体,一直缺乏硬预算约束的制度安排。因此,不可能形成量入为出、尽力而为的预算约束概念。相反,在宏伟发展目标的激励下,各级地方政府在其任期内更加重视其发展成就。他们普遍具有无条件满足和创造条件的英雄精神。为了实现发展目标,他们毫不犹豫地打破预算限制,推进未来财政收入。正是由于缺乏制度约束,中国货币多年来积累成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潜在危险。

为了预防和解决系统性风险,症状和根本原因都必须解决。

有鉴于此,研究小组认为,目前潜伏在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实质上是发展阶段变化后逐渐积累和显现的风险,各级政府部门没有及时转变发展思路,调整结构,体制改革滞后。要防范和化解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必须从源头入手,标本兼治。根本策略在于转变发展思路,调整结构,全面深化体制改革。

具体的策略建议如下:

1。我们必须改变以确保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地方各级政府应减轻压力和负担,在绩效考核中,不应再以经济增长率来评判英雄。在新形势下,必须尽快实现国家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其中之一就是政府应该放弃对经济建设的关注,逐步转向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关注,这样市场才能做好并购

3、决心从制度上消除土地财政。实践证明,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软预算约束的重要环节。通过垄断土地拍卖权,地方政府获得了巨额土地拍卖收入,导致城市房地产价格飙升。城市土地价格飙升导致的房地产资产泡沫导致更多资本流向金融和房地产投机,严重抑制了自主创新和产业技术升级。为了消除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必须从系统中消除土地融资。从实现地方政府硬预算约束和为地方政府建立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的角度来看,有必要用房产税取代土地财政。

4。通过制度和机制创新,实现国有资产管理从实物管理向资产管理的转变。要转变国有资产管理思想,创新国有资产管理方法,提高现有国有资产的管理效率。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在充分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公平竞争在竞争领域拍卖部分国有企业。同时,通过稳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垄断行业的竞争领域可以及时向民间资本开放。

5。合理控制货币供应量,充分利用金融手段降低非金融国有企业负债率。从长远来看,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进行调整,以更好地维护货币稳定和控制通胀。货币政策应保持中性,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积极配合宏观审慎监管和金融稳定政策,有效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改革金融监管体制,打破刚性支付,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降低杠杆和优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管,防止商业银行利用非银行金融机构向产能过剩行业提供贷款;积极推行债转股市场化和法制化,实现积极去杠杆化目标。

6。加强影子银行监管,回归金融功能,优化经济资源配置和利用。结合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严格控制影子银行的扩张,减少不规范融资,积极引导影子银行充分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在过去十年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部门的杠杆作用越来越大。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低效率部门在隐性背书和刚性支付加杠杆的情况下占用了太多资源,而私营企业、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等高效率部门则被挤出了市场。因此,应继续调整税制,放松服务业监管,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提高实体经济收益率,使金融体系中的闲置资金回归实体经济,回归优化金融经济资源配置和利用的功能。

干锅黄牛肉

下一条: 强冷空气难改今冬偏暖趋势